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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医也要与时俱进——读伤寒质难  

2012-05-28 16:36: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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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也要与时俱进——读伤寒质难

前天我们三人回到了江东老家,随身带了一本刚买的新书《伤寒质难》。一读之下,发现这是所读过最好的中医书籍之一。

怎样学习中医?
中医有很多流派,要找出最科学的流派。
到各大中医论坛转悠上几天,就知道网上是经方派的天下。而网下,各大医院却是温病学派的天下,开出的大概99%以上都是温病学方子。这很好理解,网上信息沟通便捷,真伪好辨。

同样是经方派,各人理论,主张还是有些差别,多数人是泥古不化,言必六经传变,这不是我想学的中医。《伤寒质难》是一个例外。在祝味菊看来,中医,西医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并对此进行了一番探索。

在看《伤寒质难》时,读到精彩时颇有一些想法,现在要写出来却感觉千言万语无从下笔,现在再去翻书,把有关原文逐个字敲进.txt也累。最好是有现成的电子文档,边看边把读书心得写下来,书看完,心得文章也写完了。于是从网上找来评述《伤寒质难》的文章,加上自己的一些想法。


从《伤寒质难》看祝味菊对叶派的批判(柴中元)

对伤寒学说的独特见解

祝味菊(1885—1951),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医学世家,早年悬壶成都,为四川名医。后因避乱到上海,以擅用温补,独树一帜,有祝附子之号。曾任过中国医学院实习导师,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等职,生前很受陆渊雷、章次公等时贤之推崇,在近代中医界,具有一定之影响。祝氏学贯中西,毕身致力于中医革命,并不汲汲于著书,据查证,业经手订之著作,约有《伤寒质难》,《伤寒新义》、《伤寒方解》、《诊
断提纲》,《脉学举隅》等数种,曾集为《祝氏医学丛书》。从《伤寒质难》来看,祝氏之医学造诣高超,学术风格独特,故其著作,无疑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现仅就《伤寒质难》一书,介绍一下其对伤寒学说的独特见解。

 

 

一、对伤寒病因的认识
外感病的病因,温病学派认为多是温邪所引起,故对一般具有发热的急性传染病,几乎多称为温病,且有取代广义伤寒的趋势。伤寒学派则认为是寒邪所引起,故将一切外感热病,统隶于伤寒之内。祝氏则参西说中,认为:
1·病因无温邪可言:祝氏认为:六淫是风、寒、暑、湿、燥、火,原无温邪之说。温热太过,蒸湿成暑,暑能为病,可以理解。但温暖气候,于人体最适。气温之热度,即在夏天,亦低于人体,是不是以形成为一种致病原因的。他说:
“寒温之辨,聚讼数百年,其主要之区别,在证候不在原因。然辨之者,必曰其因有别。”所以同一疾病,往往甲曰是伤寒引起,乙曰是温邪引起,甚至弄得诊断上都无法统一。他明确指出;“寒温皆非致病之原”,“所谓伤寒,所谓温热,都是一种想象之邪”,
“邪病之用温药而愈者,遂名之曰温邪,邪病之用凉药而愈者,遂名之曰温邪。”
“邪机之推测,乃从药效反溯而得之。”因此,祝氏认为:就病因言,并没有什么温邪,所谓温热病,是机体反应亢进之表现,“非另有温热之邪也”


tuenhai:同一个病人,可能有无数个医方可以治疗,因此,对于同一个疾病,可能有无数种中医病理解说。这里祝味菊结合西医关于发热的有关认识,明确提出“所谓温热病,是机体反应亢进之表现”,“非另有温热之邪也”。现在的名医嘴上念叨的总是阴阳五行气化归经六经传变,食古不化,不知道吸收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于是中医果然被念叨成了“玄学”,玄之又玄,如同算命。如果众名家能在祝味菊先生探索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则中医可能已经科学化,通俗化,已经深入人心了。可惜祝味菊只有一个,所谓的“名医”却有很多。在我看来,中医西医是彻底没有差别的,现代医学,生理论的论述就是现成的“中医经典”,因此,一看到祝味菊的相关论述,就感到心灵相通。

 

2,病邪分有机无机:祝氏面对:一国之内,六气偏胜甚大,
但有些传染病往往不旋踵即纵横南北,且病型相同之客观事实,感到用六气归纳病因,很难解释。他认为不应把中医的病因学说看得完美无缺,他说,
“短不可护,护则终短,长不可矜,矜则不长,学说之进步,日新月异,不有破坏,安来建设。”他认为六淫病因说有一定之缺憾,所以,他反对文过饰非,澜翻瞽说,乃融会新知,提出了“因无寒邪温邪之分,邪有无机有机之别”之说,认为六淫是无机之邪,无机之邪无形,它只是一种刺激因素,一种诱因,真正的病因是细菌等致病微生物,即有形的有机之邪。但祝氏不是全盘否定六淫可单独致病,他说:“仲景之所谓伤寒,指广义之外感,外感因气候失常,体工失调而病,不必有细菌也。”但不挟有机之邪的外感,是少见的,就一般情况而论,“伤寒之成,有形有机之邪为主因,无形无机之邪为诱因,彼二邪,每狼狈为奸,伺人于不察也。”这种病因观,畅晓明通,于“伤寒由寒邪引起,温病因温邪引起”说之外,可谓是别创了一说。


tuenhai:人为什么会生病?形而上言:是人的思想有所偏颇,从而想错,说错,做错。最近听了《思考中医》作者刘力红的一个录音讲座,说到王善人的门人为人讲病,心结解开,病当下就好,就是指的“形而上”的“心”病。形而下的“心”就是指“头”部的功能和“心脏”的功能。人体一切功能都受制于“君”主大脑(在内为心脏)。天人合一,人我同体,太阳系中太阳最大,人体的太阳就是头部和心脏。凡治病必先强心,实际上是有深奥的哲学原理在里面。

 

二、对伤寒病理的认识
治外感热病之学的流派,在病因认识上不同,在病理认识上自亦互异,此所以对同一热病,往往有或谓“是寒邪伤人足经,外邪乃从体表循六经逐步传里”,或谓“是温邪伤人手经,外邪乃从口鼻按三焦四层逐步深入”的争执。祝氏对此,亦另有新说。
1,以五段代六经:祝氏论外感热病,以五段言病理,赋六经以新含义,他说:
“夫仲景六经名词,系代表人体抗邪所发生之六大类证候。六经所固定之证候,初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况,是以后人于伤寒六经之外,又有温病主焦之说,巧立名目,淆惑听闻,以百步笑五十步,其愚等耳。夫证候为疾病之表现,初非疾病之本身,六经证候,既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形,则六经名称可废也。利用六经名称,以代表各个抗邪程序,则六经名称存之亦可也。一切外感,无论其为何种有机之邪,苟其有激,正气末有不来抵抗者,其抵抗之趋势,不外五种阶段,所谓六经证候,亦不出五段范围。于意云何,吾之所谓六经者,乃代表五种抵抗程序耳,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太过,太阴少阴同为抵抗不足,厥阴为最后之抵抗。一切外感,足以激起正气之抵抗者,皆不出此五种阶段,此吾研究之创获,敢谓前所未有也。”陈苏生老谓卫气营血,三焦六经,
“皆病理上之逻辑法也,古人以逻辑目光,解释病理,纯为私人之主观,故不可盲从。”其说即是秉祝氏所教。


tuenhai:从上段可看出,祝味菊先生是绝不泥古的。古今名医无数,医术有高低,境界更有大小,中国人向来是因循守旧的,象祝味菊先生这样不盲从古人,不盲从经典,肯定是不讨泥古不化者所喜。曾见汉唐中医网站上推荐优秀中医书籍,未见推荐《伤寒质难》,其原因知其半矣。严格依止经典,不敢越雷池半步,刻苦修习,或许能成为治病能手,但时代在发展,中医不与时俱进,抱残守缺,中医被淘汰是必然的。六经传变只是表象,是一种症候,不是本质。要研究中药与生理学的对应关系,研究每味中药的主治,明此,人人可以变化出无数的经方来,又何必死守伤寒论不放呢。《思考中医》提出要重视经典,初衷不错,但我担心过分神化经典会矫枉过正。

 

2,非传经之旧说:祝氏认为: “六淫外感,着人为病,感邪之后,邪量不复增加,受寒八分,便是八分,祗有消散,决不增加,此无机之邪,无繁殖之机也。”又说:
“风寒无形之邪,刺激体腔,及其着体,即不复存在,其诱起营卫之不调,乃人体本身调节异常之表现,表何尝有邪,又何尝有风可祛,有寒可逐乎。”按照传统说法,六淫似一有形之实物,说它可以从体表步步入里。祝氏认为这种解释是主观之臆想,他比喻说:
“六淫造病,有如媒灼然,及其既婚,媒者休矣,”而作为伤寒主因的有机之邪,既可是原已潜伏体内,或者是从口而入,并非是只要一受气候影响,病菌就可从体表入里,他说:
“皮肤若非破损,病菌决无从入”这显然是对的。但从口鼻入,也不是象叶派说的那样,好象真有温热之邪入卫入气入营入血。叶氏四层之看法,
“不过是描写病变四种之历程”,“疾病之发展,因人而殊,因药而异,体质强弱,有体质强弱之过程,药石当否,有当否之演变。”前人划分六经三焦,卫气营血,是欲使病邪如火车之行轨道,不准有丝毫溢出,因明知这样不合实际,故又曰并病合病,顺传逆传,并造成了既云“看法与伤寒同”,又云“邪在一经不移”等自相矛盾的说法。他说:
“卫气营血,不过解释叶氏所习见之四种病型而已,此项病型之造成,半为叶氏纠正时医之误,半为叶氏自作聪明之误。”
“然其所述病变,强半为叶氏本人所造成,是以遵其法,则见其证,必有其前后缓急之法,乃有其卫气营血之传,其先见之明,正其谬误之处。”

三、对伤寒治疗的认识

对热病的治疗,叶派以用清法与护阴津,为二大原则。祝氏主张用温用清,当辨证而定,鉴于时弊,他尤其强调护阳不可偏废,故于温补,最为注重,其议论则具有创见,如,
1·强调匡扶之法:治疗外感热病,特别是在初起阶段,张子和不必说,他如吴又可、徐灵胎,乃致,陆九芝等许多医家,一般都强调祛邪为第一,故有“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相”,“大凡客邪,贵乎早逐”,
“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
“良工之治病,先治其实”等说法,但祝氏则强调匡扶。他举例说:三人栉风沐雨,冲寒冒暑,所处环境相等,而病否不等,甲者不病,乙者病后不药而岔,丙者病而用药不愈,或甲遇气候剧变而不病,乙遇轻微之变即患病,这说明外感病仍是以调节机能的强弱,免疫力量的盛衰为主因。故他反复指出:
“医之为工,能扶正以祛邪也,”“古谚有云:上工治病,必先固本。良有以也,” “疾病为正邪格斗之行动,医之任务,协正以祛邪也”,
“伤寒之为病,邪正相争之局也,为战之道,气盛则壮,气馁则怯,馁其气而使之战,是取败之道也,”
“医之所务,在益人也,去病而伤正,何益之有哉。吾子急切好胜,以为去病即是真理,是不知曲突徙薪,以焦头烂额为上客也。”,
“总之,伤寒正邪相博,正胜则邪负,邪祛则正安,正盛邪微,病有自愈之理,正盛而处理无方,则邪有稽留之道。”祝氏认为:治疗伤寒,如能纠正营卫之失调,调动机体之抗力,去其病菌之附丽,则“纵使首慝未诛,而莠民已戢,”病菌虽仍在体内,也不能再有害于宿主。祝氏不是说对病邪的处理就不关重要,陈苏生老曾总结祝氏观点说:
“治病不治人,其失必多,知人不知病,弊亦相等。人病兼治,效捷而功全,此上策也。”这无疑是正确的,中医因向无科学工具,对于病原体及特效药的研究,一向略焉而不详,
“然病变万端,不外体力之消长,”
“故治病若无特效药,即当维护自然疗能。”为了扬长避短,免得在针对病邪下药缺乏实效时,出现虽能预料发展,只能以疲药塞责,不能截断逆转病势的被动局面,故祝氏主张:倘“未能直接除去其病原,则当扶持体力,协调其自然疗能,此一贯之道,凡病皆然,不独伤寒而已也。”这就是他“在照例的强调病原之外,对于病原的对手方,格外的加以强调”之原因。


tuenhai(tuenhai.com):治病要不但要去现在病,还要去过去病,未来病。这才是真正的中医。中医用来强身健体是第一,消除当下的症状是第二。每见中医医案,大都是西医式中医,表面症状得到缓解就以为治好了,其实不然,身体可能更加衰弱,以后可能疾病更多,这点,医者不知,被医者更不知。想从医案中学习提到,看来有困难。

 

2·阐扬重阳原理:祝氏崇尚二张(仲景、景岳)学说,对叶派每多批评,他认为,
“阴常有余,阳常不足,非臆谈也,”“轻阳重阴,世俗浅见之论也。”因“一切时感为病,大都正邪相争之局,”
“一切病邪,及其既入人体,即为人体抗力所支配,”而“抗力之消长,阳气实主持之。阳气者,抗力之枢纽也。气实则实,气虚则虚。伤寒为战斗行动,故当首先重阳。”祝氏认为人在未病时,不妨着意营养,以培养其阳,“及其既病,则当首重阳用,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此必然之理也。”他说伤寒初期,
“卫外之阳不固也”, “伤寒极期,抗力岂有余哉,”
“尤拙吾曰,阳明津涸,舌干口燥,不足虞也。若并亡其阳。则殆矣。良工治病不患津之伤,而患阳之亡。所以然者,阳能生阴也。是故阴津之盈绌,阳气实左右之。”他认为伤寒后期,扶阳亦当重于增液,但时医习用滋阴润泽,往往反使阳气受阻,致阳用不彰,阴津不继,欲速不达,适得其反,·他说:
“人体之真阳不衰,则阴液之来源不绝,夫阳生于阴,气化为滓,脾胃为灌注之本,命门为生化之源,若中阳不败,则水少自然思饮,命火不熄,则阴液自为挹注,世未有阴药不经阳化而能自为润泽者也。”因为“物质易补,元阳难复,”
“故医家当以保护阳气为本。”总之,祝氏认为泊伤寒须自始至终注意扶阳,因为,“邪正消长之机,一以阳气盛衰为转归,善扶真阳,即善治伤寒。”这就是祝氏之心传。陈苏生老总结性地指出:
“抗邪作用,阳之本能也,把握阳气,即是把握抗力,故夫子治伤寒,有重阳之议。”


tuenhai:中医要现代化要普及,阴阳,气化等概念要与时俱进。所谓重阳,实质上是重视强化心血管系统功能。心血管系统是脏腑的“君主”,居于领导地位。心血管系统功能得到强化,则五脏功能不调而调。心脏通过血管把养分输送到全身每个地方。tuenhai冬手足冷,那是手足末端血液不足的缘故,但tuenhai几年来一直是脑力劳动,精神一直很好,从来没有头痛之类,那是因为心脏这个“君主”很聪明,知道优先供应血液到最重要的头部,心脏会对手足说:兄弟,只好暂时委屈你们一下了。强化心脏功能以后,心脏自会把更多养分送到手足末端,调理方案中并不需要包括作用于手或足的药物。很多疾病,只要强化心脏,疾病就治好了,或好了大半。可是世上的庸医只是把中药当作比西药更环保的药物而已,见到高血压就选有降压作用的中药,见到便秘就用通便的药物,见到肌瘤就用散结的药物,这样的治法其实不是中医。祝味菊重阳是对的,但现代慎讲阴阳之类概念。还是停留在阴阳气化这些概念上,不明白这些概念在现代医学,在生理学的所指,中医要现代化要普及无疑是缘木求鱼。

 

四、对伤寒药物的认识
祝氏推崇景岳,重视匡扶,但治感证很少用人参,熟地之类。祝氏用附子,每与龙、磁,麻、桂,枣仁之类配伍,与蜀中喜用附子的名医如沈绍九,陆景庭等人之药法亦不同,这是因为其对治感药物,也有较为独特之见解,如;
1,四性疗人之创说:祝氏认为药之四性,是用来疗人的,药之五味,是用来治病的·他说性与味, “一以治病,一以治人,泾谓不分,淆惑之由也,”
“药理之妙,不过性能二字面已,善用四性之药者,可使体工无偏胜之患,熟悉药物之能者,可收药到病(病指病证而言)除之功。”用药之道,主要是因人制宜,
“寒热温凉乃调整抗能之药,抗力太过者,折之以寒,抗力不足者,壮之以温,抗力旺盛,有偏亢之势者,和之以凉,抗力衰敞而虚怯过甚者,助之以热。寒热温凉,扶抑正气之符号。”唯其如此,故若非里气亢盛,寒凉不可轻投。
祝氏对时医习用轻凉之风气,大为不满,他认为表亢而里气不盛,或局部虽呈热象,但全体抗力不足,都不得以清表、消炎为口实而妄用清凉。因药性是作用于全体的,
“药之有凉,所以抑制机能之亢进,一切内服之药,莫不假道肠胃,”
“是故凉药入胃,必先寒中,将欲清表,必先寒营,凉药所以抑制亢奋,其抑制之效力,可以普遍遐迩也。是以表亢而里气不盛者,又安用清为。”故“局部充血有余,而全身不足者,吾不为清也。”祝氏认为:
“扶益元阳之药,多是温煦之品,温字即含有补意。”故“无论有机之邪,无机之邪,其为病而正属虚者,
总不离乎温法。”上述议论,于纠正滥用清凉,泛施阴腻之时弊,诚有发聋振愦之作用。!


tuenhai:重用附子以直接强化心脏功能,再用龙磁之类,是强化骨髓的造血功能,从而在源头上辅助心血管功能。人不是冷血动物,喜温恶凉,不得随意应用寒凉药物简单可知。但寒凉药物用于消除疾病的症状经常见效很快,是否说明用药正确呢?不是的,用寒冷药物来消除症状和西药消炎的本质上没有区别,症状虽然解除,人体正常的脏腑功能却受到了干扰,实际上比不吃药情况更坏。比如鼻塞,因为tuenhai最近在应用这方面的药,进行了一些思考。人体呼吸系统受风寒,生理自卫功能就会输送更多血液到呼吸系统以自卫,从而引起鼻腔干燥而鼻塞。对于这种鼻塞,有两种治法,一是在常规散风寒的药物基础上加上寒凉药物如大黄,石膏等,鼻塞症状缓解往往较快。但病灶部分本需要更多的养分支持以对抗风寒,今用寒凉使血行更缓,虽然缓解了症状,但以后会更容易引发类似的症状。鼻塞的另一种治法是,局部充血升温干燥引发症状,那补之以液,水份充足自然可以降温,并不再干燥,既消除了病态又使功能得到强化,以后不易再得类似疾病。祝味菊先生说“局部充血有余,而全身不足者,吾不为清也。”非常有道理。治任何疾病,凡心脏功能不是很强的,都可以加上强化心脏功能的药物。当世心脏功能很强的百中无一。只不过要注意的是,血行则温升,会消耗更多水份,这个水份并不是简单的多喝开水,而是要强心与补充水液的药物并行。

 

2·常用药物之新解:祝氏喜用附子补阳气而不主张用人参,他认为此二药虽均有强心固脱之效,但伤寒机转在表,邪毒以外泄为宜,如因虚而用参,
“人参固表,堵塞其邪机发泄之路,” “是乃拂逆其自然之疗能也,故伤寒而正气虚者,宁用附子而不用人参,以附子走而人参守也。”但附子性暴,温而不潜,
“阳不嫌多,以潜为贵”,故必须配之以龙骨,磁石,则鲜僭逆之患,制暴为良,全在处方之得宜。故祝氏治伤寒,常用“附子振奋细胞,活跃抗力,以奏捍邪之功,”又鉴于“心脏为血液运输之枢纽,其疲劳而有衰惫之象者,枣、附以强之,”则扶阳强心,气壮血活,相得而益彰,故此四药为其扶正时最常用。至于熟地,他认为虽能滋荣百骸,但其性阴腻,不利邪机外泄,故极少择取。他说:
“睿智之士,以为邪机应有出泄之路,清滋方中,佐以宣透,如生地与豆豉同用,”
但“若此医治,失多得少,”不足取法,这是其扶正用药之大略。另一特点是十分重视麻,桂之作用,他认为: “麻,桂为伤寒之主要药,”其作用有二,
“一为调节体温,二为排泄毒素,”因“麻、桂促使血液外趋,散温排毒,兼而有之。”故伤寒初起,在所必用,因为“发汗解肌,虽不能消除有机之邪,然诱因既去,体温有调节之机,则芟芜去障,内在之邪孤矣。”在表解之后,病到了中后期,他仍常用麻,桂,则目的是借“发汗以排毒,所以排泄体工因抵抗而产生之老残废物,及血液中来经中和之毒素也。”而且,他认为通过促使血液趋势向表,能减轻内部病灶之炎肿,符合诱导原理,病理因之恢复至生理,则愈出自然,故其作用非豆豉、豆卷等药所能比拟。

结 语
明清以降,温热学说大行,人唯叶派学说是宗,
“于是清法大时,医有终其身,不用仲景法者,而叶、王,鞠通之方,则无不熟读,靡靡之风,举国尽然,稍有异见,便无声援。”然叶派药法之于热病,在截断、逆转问题上,是否疗效甚佳,只要遵而勿失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但近代医风,凡以清凉治外感,即使无效,亦可不致受责,如何新之治许少卿室,
“十进清解,病不略减”,改延孟英,王仍赞曰:
“幸遇明手,未投温散,尚可无恐,”而祝氏治徐某弟,只用了一剂辛温,病不稍减,医就归咎药误,此所以时医视麻、桂如蛇蝎也。祝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敢于糠秕经旨,不怕得罪时贤,独辟蹊径,大倡温热,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其学说虽不可避免地亦有不足之处,但毕竟是璧玉微瑕。


tuenhai:附子采于夏,夏天对应于心脏。又性热,所以强心作用明显。配以龙骨,磁石之类,其实并不是“制暴安良”。从五行(并不是不能用阴阳五行之类,能与现代医学,生理学对应起来就可以讲)来讲,附子为火,龙骨是动物化石,五行在金、水之间。水代表生殖,神经之类。心血管功能强化,血行旺,人的体温就会升高,水份的消耗就会增加,会便秘,神经兴奋晚上会失眠,在强化“火”的同时强化“水”,补充水分,强化神经,就不会便秘和失眠,得水火既济之妙。其实,就这样一个简单配伍,就可以祛病强身,治疗世上很多疾病。《李可老中医急危重证经验专集》第一个方子就是破格救心汤,就是强化“火水”并加味而成。火和水互根,阴阳互生。火强有水,则火有根;水强有火,则水有根。要注意的是,五行的“水”并不等于寒冷药物。
(更多文章请访问www.tuenhai.com 20060318 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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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祝味菊对伤寒六经的研究贡献

 

祝氏据其平生研究所获,创立“以五段代六经”之说。认为:一切外感性热病,无论其为六淫之袭.菌毒之激,人体未有不起抵抗者,抵抗之趋势,即证侯之表现。所谓伤寒六经病证,总不出五种阶段。即开始抵抗(太阳),抵抗不济(少阳),抵抗大过(阳明),抵抗不足(太阴,少阴),最后抵抗(厥阴)。五段者,抗力消长之符号也。祝氏“五段”之说.以变革的精神脱出泥古不化的传统禁锢。
祝味菊(1884一?951)近代著名医家。早年攻读医经,披阅不倦,必求其所以然。后就读军医校二年,又东渡扶桑。融会中西,博学广识,对中医理论多有发挥。其医学见解与世医颇不同。其治以擅用温热扶阳挽救危重蜚声医林。倡议中西医合作,并身体力行,早在1937年与德国医生兰纳博士等合组中西医会诊所,为当时国内绝无仅有之创举。
祝氏在1944年所撰《伤寒质难》(以下引文同)中指出:伤寒六经病证,前贤因主观认识不同,见仁见智,各异其趣,历有经络、脏腑、气血、病位诸说,各有所据及所偏。其注释者,则多循汉唐“注不破经”陈例,随文敷饰,总不脱六经本身藩篱。甚者“翻腾空论”(陆渊雷语),纠缠于无谓之争。太炎先生乃有“逐条强解,成书累卷”(《医论集》)而死于句下之叹!祝氏对此则批评更激:“千古滔滔,立说者各是其道,出主入奴,非吾所谓道也”。(《发凡篇》)强调伤寒六经的科学内涵与临证实用价值,提示后人对其继续研探,应有所发展、创新,方不负时代要求与仲景心旨。
祝氏认为:疾病不能脱离人体而独立。病原繁多,随时代而变异;本体惟一,人体自然疗能虽百年而不易。故既病“则病变之逆顾,预后之吉凶,人体抗力亦实左右之”;是则“体质之论,实为中医精神所寄”。所谓伤寒六经病证,仅为利用以代表人体各个抗邪程序之代名词。但病变万端,六经所固定的证候并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形,遂不囿于前人之说,融纳新知,续予发挥,据其平生研究经验所获,创立“以五段代六经”,自成一家之说,“虽叛古逆今,勿顾也”。他谓一切外感性热病,无论其为六淫之袭,菌毒之激,人体未有不起抵抗者,抵抗之趋势,即证候之表现,总不出五种阶段;所谓伤寒六经病匠,亦不出此五种范围:即开始抵抗(太阳),抵抗不济(少阳),抵抗太过(阳明),抵抗不足(太阴、少阴)及最后之抵抗(厥阴)。要之,人体抗邪反应“不外体力之盛衰,抗力之消长”;五段者,抗力消长之符号也。祝氏“五段”之说,以变革的精神脱出泥古不化的传统禁锢,为进一步探索伤寒六经的真谛拓展思路,对临床治疗迄今仍具启迪、指导意义。
1.太阳伤寒,为人体对于邪毒开始合度之抵抗。囤其先驱症状多见于表,故前人称太阳为表病。祝氏曰:太阳为六经证候之首,对其研究透彻,治外感之大要可思过半矣,故阐释不厌其详。表病之主症为畏寒发热,发热之原因系邪正相搏,体温调节中枢受激;或为六淫外激致放温障碍,或为菌毒内激致生温亢进。发热之动机,对六淫之邪,欲酿汗而解表;对菌毒之邪,欲令产生抗体,以消内在之菌毒。诊视之要:外观表机之开合,内察正气之盛衰。释曰:“开之太过,名曰表亢;合之太甚,名曰表闭。气之太过曰亢,有余曰盛,不足曰怯,怯甚曰衰,不盛不怯曰和”。其治开表以辛,和表以甘,制亢以凉,扶怯以温。故放温障碍,发热无汗:表闭甚而里气不亢者,法主辛温,麻黄汤;气怯而甚者加附子,即麻附细辛汤;表闭而里气盛者,法主辛凉,银翘散;气亢而甚者加石膏,即大青龙汤;表闭而里气和者,辛平宣散,葱豉荆防之属是也。放温激进,发热自汗;表亢而里气怯者,法主甘温;桂枝汤;表亢而里亦亢者,法主甘寒,白虎汤;表亢而里气盛者,法主甘凉,芦豉之类是也;表亢而里气和者,法主甘平,桑菊之类是也。要之,太阳伤寒首重解表,解表者,解除人体因抗邪诱起之反应,调正其本身营卫之不和。据此,祝氏评曰;前人以寒热顼楚,谓邪客于表,汗以散之,一若体表有实物可解,此皆抽象之词;“表何尝有邪,又何尝有风可祛,有寒可逐,有热可清乎!”从而否定千百年来指六淫之邪为实有其物之沿误。现代研究认为所谓“病位在表”,只是理论上的一种抽象,其本质是机体对病邪诱袭所产生的一种全身性反应。这与祝氏上述涵义类同,即此亦可见其卓识深远之一斑。祝氏并释解表主用汗法之机理曰:“汗法可以调节亢温,可诱导血行向表,协助自然疗能,一举而数善备矣。”于简括中寓灼见。但指出:倘汗而不解,则为汗之不得其道也”;其或为“肠有宿垢,或菌毒内踞,或身体之一部遭遇炎性之刺激,或代酣之废物引起自身之中毒”,要之,必有内激之因也。其治:“诱因但治其反应,主因必去其病原”,若无祛除病原之特效专药,则时时扶持其抗力,维护其自然疗能,亦可令正胜而邪却,祝氏并进一步提出“治疗外感疾病,不必待病至深入而后方行之”,而应“观察邪行之趋势,以施早期疗法”的设想。当代名医姜春华氏所创”截断扭转”理论,或即循此思维的具体发挥。
2.少阳伤寒,为人体对于邪毒抵抗持续不济,未能协调也,但正气有可胜之潜力。其成因为内有障碍,脏腑功能不能自由发挥。如晌有积饮则汗出不达;肠有积滞则府气不宣。水饮成于三焦之不利,积滞因于脾胃之不适。但此处之积滞,为传化失职,仅令妨碍抗能,未见抵抗太过之象,与阳明腑证有别;故虽曰府实,亦当归于少阳,“此仲景柴胡汤所以有硝黄之加也”。其治:去其障,则正伸而邪达,法用和解;和者协和其正气,解者解除其障碍。喻谓“譬如行旅,征马踟蹰,非马不前也;荆棘瓦砾障于途也;去其障,则昂然奔逸而莫能自制矣”,可称形象。如湿重而脾运受困者,茅术半夏宣发中阳,助麻桂以收和解达表之功;大便溏薄,则气怯无汗,麻桂柴葛之外,重与木附益果之属以固之,溺频而多,则液阻无汗,麻桂柴葛之外,兼与故纸覆菟之类以摄之;胯胱满而不能下者,法当渗利,五苓散主之等。障碍当视其性质之不同各予专药,如柴胡有宣畅气血、散结调经之效,故为少阳和解去障之专药。要之,正气未能协调者,则善为诱导。诱导者,损有余,补不足,以求机体动态平衡。
3.阳明伤寒,为人体对于邪毒之反应失之过激也。其成因:体实气盛之人,抵抗太过一也;非寒而温,未虚而补,应汗失表,宜攻失下二也。历来医家都称阳阴证有入经、入腑之别,主用清下二法。祝氏则曰:“入经入腑”乃从药效反溯而名之,皆为想象之词;以高热而用清,以排滞而用下,亦似是而非之说。阳明证为伤寒至于极期,正邪双方各为其生存而作殊死之战,抗力岂皆有余哉!清而下之,抑低其抗力,愈虚其虚矣。故阳明虽有可清可下之证,而无必清必下之理。体壮气盛之人,抵抗太过,兴奋太甚,方可制亢以凉,一清而愈,白虎汤为正治。腑实之候,非必承气之证,其有宿滞陈积在上则宜消,在下则宜导;府实而体虚,宜用温通;府实而气盛,必具见仲景可下之证,方可假手于一下而愈”。下滞之药,为去病之用;温凉之性,为疗人之方,不可治病而忘人!”
或谓邪重而发之暴者,每能直接造成阳明证候,必须用寒凉清下之法。祝氏辩曰:邪无论轻重,必待机体之反应而后症状方显,故疾病为病原与人体合成之产物。人之受邪,邪体虽同,后果各异。以疟疾为例,定期剧寒高热,烦渴引饮为当然病型;然发热后或体力自如,或困顿不堪,或发而自休,或发而不已,其转归亦因人而异。其治,如疟发而虚,即不得用清,仍当用温。俗言疟为。睥寒”,截疟七宝饮即是温药。
4.太阴、少阴伤寒,同为人体对于邪毒抵抗不足。它与少阳伤寒的区别:“大凡具有抗力而未能发挥者,谓之少阳;无力反应则谓太阴,少阴。故少阳不足在标,太阴、少阴不足在本”。其成因: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或困于痼疾,或伤于新病,其素秉虚弱则一也。久服寒凉,滥于攻下,发汗过多,伤于药物,致阳气日困,心用日衰二也。如“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此言胃肠消化功能不足,“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此言心脏功能之不足。形质指阴,功能指阳,故太阴、少阴伤寒,咎在阳气抗力之不足。不足曰怯,怯者温之,温药有扶阳助正、强壮之意。故其治。不足在表,温以卫之;不足在里,温以和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温之以味。仲景之理中、吴萸、四逆,真武等,何莫非温阳之方。
或谓正虚为病可用温,菌毒炎症为病则不可温。祝氏力斥其非:狭义之伤寒,病菌所致,其治可用温否,方书有载。急性肺炎,其体力不足者,麻膏疗病,枣附强心,此千金越婢汤也,可用温否?痢下赤白,细菌原虫之为患也,实痢用清,虚痢用温,为治痢之要则,温药治疟,已见前述。以寒凉之药治菌毒炎症,用之于体虚之人,无异抑正纵邪,反碍其自然疗能。要之,无论六淫、菌毒,其为病而正属虚者,总不离乎温法,此祝氏之心旨。
5.厥阴伤寒,最后之抵抗也。厥者极也。病危而人体抗力不能作最后之凋正,则惟死而已:如阳亢不降,热厥不回,则燔灼而死;阴极不回,寒厥不止,则销沉而亡。热厥而身热渐退,为正胜邪衰,其厥自止;寒厥而手足转温,为正胜阳复,为疾病转归之佳兆。寒厥治以回阳救逆,四逆汤或通脉四逆汤,见虚脱之状用四逆加人参汤。热厥治以清法或下法,直折其亢,白虎汤或承气汤类。所谓得凉则安,承乃制也;失凉则危,亢则害也。现代中西医结合抢救感染性休克,即常运用治疗热厥的清、下二法,确有一定效用。
病邪既退,得养则昌:“真阴虚者,滋以养之;心阳衰者,温以养之;神惫者,养之以酣寐;心劳者,养之以恬淡。毋滞其阴,毋扰其阳,醒脾开胃,以纳谷浆,此外感热病善后之法也。
祝氏总结曰:外感性热病,阳气为抗邪之先锋。“阳衰一分,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因此主张未病重阴,既病重阳,喻为“承平之时,修文为主;荒乱之世,崇武为尚”。故称善理阳气,则“五段”疗法得其要矣。“太阳伤寒,重在和阳;少阳有碍,重在通阳;阳明太过,重在抑阳;太阴、少阴不足,重在扶阳;厥阴逆转,重在潜阳”。这对当前治外感热病恣用寒凉的偏见,不失为一有益的启示。
综上所述,祝氏“五段”之说,其立论注重体质内因,强调因人而异,抑亢扶怯,使之符合机体自然疗能,提高其自身免疫能力,其治则首重阳气抗邪作用。当今医学对中医与体质免疫学说的研究方兴未艾,重温祝氏对伤寒六经别具匠心的见解,对这一课题的进一步探索或具一隅裨益。

 

 

 


附录:祝味菊生平及其学术见解举要 浙江省绍兴地区中医学会 陈天祥
http://1198708.anyp.cn/86/articles/050316034102015.aspx?z=229589&m=416911


祝味菊先生是近代著名中医。他一生努力捍卫、振兴中医事业,学贯中西,在临床上独树一帜,形成了以温补为特点的“祝氏学派”。
一、生平及著作
祝昧菊(1884—195t),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先祖世代业医,弱冠进蜀,协助姑父经营盐务,暇余习读医书。姑父嘉其好学,先后请宿儒刘雨笙等授读医经。祝味菊颖悟过人,好发疑问,老师竟不能穷难释疑而自辞。祝味菊自学精勤不倦。1917年。四川招收军医生,祝氏投考入学,攻读二年,因政变,医校改组,后随日本教师石田东渡考察日本医学。新的医学理论对祝氏启发颇多,并对他的医学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翌年回国,首任成都市政公所卫生科长,主政官医院七年,颇有医绩,名噪蜀中。
1926年,祝氏避“川乱”赴上海,初未悬壶,隐迹考察近一载,深感有些名医在截断病势方面缺乏良法,遂一反俗风,开诊后擅用温药建功,为人诊疗,往往应手而愈。尤在1929年秋,治愈被某名医断为“误投辛燥,法在不救”的危笃病人,从此医名大噪沪上。
二十年代,正是中医危急存亡之秋,而祝氏对于中医,颇有自信心。认为“没有真理,决不能造成事实,事实的造成,里面一定含有真理”,“尊重中医疗病的成绩,尊重中医有效的事实,不能因为现代科学还无法解答其所以然而放弃不颐,更不可只是赞赏而不屑应用……”。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历来医政当局,不是西医,便是门外汉,对于中医的理论无暇细考其意义,或无法判定其是非”,以致使中医老是处于“打不倒,站不起”的状况中,点明了当局轻视中医的症结所在。他坚决反对消灭中医,崇洋媚外,民族虚无主义观点;同时也反对片面强调国粹,盲目排外,敌视西医的保守观点。认为“学说无国界,求是而已,扬古訾今,泥新诋旧,其失一也”。“术无中西,真理是尚“,中西医的倾轧,决非社会之福”。祝氏认为,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中医“再不检讨自已,整理自己,说明自己,则尽其所长,终不为外界所了解,著作等身,终不为学者所公认”。他呼吁:发皇古义,必须融会新知,“吾人整理中医,成立比较合乎逻辑之学说,提出人病并重之概念,使外界认识中医愈病之所以然,不仅有药,而且有法”。
祝氏学贯中西,勇于实践,注重实效。医技精湛,胆识过人,章次公先生曾赞曰“治起病来,心狠手辣,一针见血。”诸名医摇首却步之重笃者,每能一手承揽,有时甚至为病家“具结”治愈。儿科名医徐小圃之子因误用凉药’,几致不救,经祝氏力排众议,用温热峻剂挽危而愈。祝氏曾说:“医为仁术,生命重欤?令誉重欤?吾行医三十年,不畏艰巨,不惮物议,病势虽重,苟有生理,无不据理力争,负责治疗,所以然者,求安心而已,成败毁誉无所计也。”他认为:“以诡术取信于病人而冀沽名者,是医门之贼,应当鸣鼓而攻之”。体现了高尚的医疗道德。
临床实践的不断成功,使其学术影响日益扩大,徐小圃先生因其子被祝治愈,对祝氏大为折服,不仅让其长子伯远、次子仲才俱拜于祝氏门下,自己亦深受影响。陈苏生先生慕名几次拜访,与祝氏侃侃长谈,从中听得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毅然放弃自己的诊务,以三十五岁之年入祝氏门中执弟子礼。浙江等地一些明识之士纷纷遥从私淑。祝氏学说逐渐形成一个独特的流派。
祝味菊性情亢爽,胸无城府,常与名医徐相任、陆渊雷、章次公等商谈医理,倡扬革新,相交甚厚。他们对祝氏的学问、才智,无不钦佩。徐相任称赞祝氏:“辩才无碍,辟易千人,国医中不羁才也。”一些西医,包括外籍西医莱纳,战前曾与祝氏在沪合办诊所,也对他赞赏备至,感到获益良多。
祝味菊在上海曾任新中国医学院实习导师及附设新中国医学研究院院长和新中国医院院长,不仅治绩辉煌,著述亦颇多,曾编写《祝氏医学丛书十种》,其中付梓行世的有《伤寒新义》、《金匮新义》、《诊断纲要》三种。医案二十一则载于上海中央书局1937年出版的《上海名医医案选粹}一书中。1948年,将毕生研究所得著成《伤寒质难},1950年梓行。诸书中,以《伤寒质难》影响较大。
二、学术见解举要
祝氏渊源仲景、景岳之学,但不机械照搬,而是结合临床实践的验证,以哲学为指导,通过严格的逻辑思维,摒弃一些明显违反科学的说法,吸取现代科学的可借鉴之处,溶于中医之中,理论上有所创新。现分三方面扼要介绍。
1.邪分有机无机,反应重在本体的病因病理观
中西医之间,争讼最多的莫过于病邪是“六淫”还是“细菌、病毒、原虫”了。祝味菊根据客观实际,辩证地提出了“六淫”与“细菌。等在外感发病中的不同环节和互相联系,认为它们都属于“邪”的范畴,但“邪有无机、有机之别,无机之邪,六淫之偏胜也,风寒暑湿燥火,及乎疫疠尸腐不正之气,凡不适于人,而有利于邪机之蕃殖者,皆是也,有机之邪,一切细菌原虫,有定形,具生机,可以检验而取证于人者,皆是也。”“六淫”与“细菌”的关系“六淫害正,言气候之不适于人,人之所恶,菌之所喜也,故六淫可以培养细菌,细菌得六淫之助,可以猖獗而为患。”“伤寒之成,有形之有机邪为主因,
无形之无机邪为诱因……”至于暑热、湿阻等“无形之邪,感而即病者,非六气之致病,实由体工之失于调节耳。”故体工调节功能正常者,虽遇大风苛毒可以不病。
祝味菊认为:寒热的征象,反映了体工阳气抵抗强弱的不同,寒温之辨,其主要区别在证候不在原因。
祝氏指出:有机之邪和体工抗力斗争的病理过程“不出五种阶段”。“太阳之为病,正气因受邪激而开始合度之抵抗也;阳明之为病,元气愤张,机能旺盛,而抵抗太过也;少阳之为病,机能时断时续,邪机屡进展退,抵抗之力,未能长相继也,太阴少阴之为病,正气懦怯,全体或局部之抵抗不足也,厌阴之为病,正邪相搏,存亡危急之秋,体工最后之反抗也。”“此吾卅年来独有之心得也。”
2.以八纲论杂病以五段沦伤寒的辨证方法
“八纲”辨证,是祖国医学辨证理论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渊源于张仲景。张景岳提出阴阳“六变”说,嗣后清·程钟龄又提出“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但这些都只是“八纲”的基本内容,和一个辨证系统的“八纲”辨证尚有差距。祝氏师古而有发扬,在《伤寒质难》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八纲”一词。“所谓八纲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也。”同时,他第一次给“八纲”中的四对辨证范畴下了定义,确定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他说:“阴阳者,盖指病能而言也,……病之分阴阳,所以别体用之盛衰,测气质之变化也,至于寒化为阴,火化为阳,人里为阴,出表为阳,虚者为阴,实者为阳,隐然又执八纲中之大纲矣。”“表里者,指疾病之部位而言也,……病之分表里,所以明内外,定远近,别亲疏,知顺逆也,”“寒热者,指病能之盛衰而言也,……病之分寒热,所以明气血之多寡,察抗力之盛衰也,”“虚实者,指正邪消长之形势而言也。”总之,祝氏完成了“八纲”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完成了理论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飞跃。当前,对于“八纲”辨证理论,则认为是在祝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起来的。
五段辨证是祝氏在外感热病辨证上根据五段病理独创的方法。他辨伤寒宗六经而不泥。他认为“仲景六经名词,系代表人体抗邪所发生之六大类证候,六经所固定之证候,初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形,是以后人于伤寒六经之外,又有温病三焦之说。”他看到了“六经的局限性,认为要发展伤寒学说,切合临床实际,应该跳出六经的图子,寻找新的理论。六经证候,既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形,则六经名称可废也,利用六经名词,以代表各个抗邪程序,则六经名称存之亦可也。”他说:一切外感,有机之邪,“其抵抗之趋势,不外五种阶段,所谓六经症候,亦不出五段范围,于意云何,吾之所谓六经者,乃代表五种抵抗程序耳,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太阴少阴同为抵抗不足,厥阴为最后之抵抗,一切外感,足以激起正气之抵抗者,皆不出五种阶段,此吾研究之创获,敢谓前所未有也。”扩大了以五段释六经的应用范围。
3,助自然疗能 重温热扶阳的治疗原则
前述五段病理,五段辨证,相应而有五段疗法,—脉相承,是为“五段学说”,它的中心是人体抗力。“所谓五段疗法,不外顺从自然,调整太过与不及,以助长其抗力而愈病也。”
科学的发展,加强了对各种病原体的认识,对针对各种病原体的特效药也日益企求。但祝氏指出“一病有一病之特因,举一病而求——特效之药,已非易得,而况特因之多,指不胜屈,菌因之繁,层出不穷者哉”。事实上,不管中医西医,依赖查清病原,依赖一、二种特效药水远满足不了临床的需要。
祝氏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认识到:“病原仅为刺激之诱因。病变之顺逆,预后之吉凶,体力实左右之,此病原繁多,本体唯一之义也。”“病原之发现,随时代而变迁,人体之自然疗能,历万古而不易”。“邪正相搏,吾人审察其进退消长之趋势,而予以匡扶之道,此协助自然之疗法也,……不必问邪之为细菌,为原虫,为无形厉气也,明乎伤寒抗邪之理,则一切感证,思过半矣。”祝氏的“本体疗法”立论精辟,叙理透彻。发挥了中医的特长,促进了中医临床的发展。
温热扶阳,是祝氏“本体疗法”的具体应用,也是祝派用药的特点。他在《伤寒质难》里用大量篇幅引证《内经》、仲景、景岳的重阳之说,强调人体的“气”在生理、病理、治疗上的重要意义。他说:“阳气者,抗力之枢纽也”,“既病,则当首重阳用,阳衰—分,则病进一分:正旺—分,则邪却一分,此必然之理也”。“抗力不足者,壮之以温,…,“抗力衰微,而虚怯过甚者.助之以热”,“气足则抗能旺盛,阳和则抗力滋生。”故祝氏临证多用麻、桂、附、姜,用附子尤为擅长,有“祝附子”之称,反对滥用凉药而伤抗力,其理盖本于此。
从本质而论,祝氏的“本体疗法”正是仲景、景岳学说的发展,是他吸收前人精华,结合临床加以总结出来的,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和科学性

 

 

 

附录:试述祝味菊用温经验
http://www.tcm369.com/tcm/article.php?articleid=989


祝味菊老中医系浙江山阴祝家桥入氏,先祖世代业医,其耳濡目染,自幼即喜阅中医书籍,一生治学严谨,博览群书.上溯内难,下逮明清,且能融汇贯通,悟出新意。祝老擅用温药建功,常能应手而愈,现就笔者记忆所及之一二,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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