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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热的冷思考—有关《扶阳讲记》争鸣面面观(上)  

2010-03-20 10:54:59|  分类: 火神派观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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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道少斋主人

       引言

       两年前,我在与爱爱医朋友交流的时候,就有人问我对火神派的学术观点有何看法,实话说,我当时对“火神派”提法并无什么印象,后来又有人问我对李可先生的《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大剂量用附子的看法,这下我明白了,“火神派”大概是指善用附子温扶阳气的中医名家一类学术派别吧。由此,我想到以前所读过的祝味菊、吴佩衡的一些著作,但我不敢胡乱评说,毕竟学术浅薄,岂可胡言以误导后学者。

       由于临床工作的繁忙,一直没静下心来重温上述医家的学术著作,认真拜读现代“火神派”的新作。但在去年上半年有一样事大大地触动了我,认为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和用药特色。一个刚跟我上临床的研究生,看见我几乎每天都会用到附片,问我“老师,你是火神派的吗?”当时我非常惊奇,我从没有意识到我的学术观点是以温阳为主,我在临床特别注重“辨证施治”四字,该扶阳就扶阳,该益阴就益阴,对各家学说主张取长以补短。接下来学生和我的交谈更让我感到惊讶。学生说:“老师你用附片治心衰多是以小剂量开始,要是能象李可老先生一样一开始就大剂量使用,那临床疗效就会更好,会有更大的提高!” 我问我的学生:“你是从哪儿学来的用附片一定要大剂量?”学生回答很有味:“老师,火神派啊,你连这也不明白?”由此,我意识到“火神派”影响之大,也从我的研究生盲目追捧“火神派”大量使用附片意识到“火神”之热可能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我开始关注网上的有关“火神派”的一些评论,发现当今 “火神派”真的就“火”了,不仅“火”了,而且这“火”有点过度。网上不仅争论火热,还出现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甚至由“口水战”演变成“谩骂”,而大部分参予争论的人都是问道中医不久的大学生、或者是从业不久对中医很多理论缺乏深度理解的医师,或者是请当今“火神”们诊治过疾病的人!

       “火神派”不仅网上火,著作的出版也非常火爆,近年来,“火神派”及其传人或倡导者所著“扶阳”书籍层出不穷,市面有张存悌著《中医火神派探讨》(人民卫生出版社)及《中医火神派医案全解》(人民军医出版社)、卢崇汉著《扶阳讲记》(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祝味菊、陈苏生著《伤寒质难:火神师门问答录》(人民军医出版社)、唐步祺著《郑钦安医书阐释》(四川巴蜀出版社)、庄严著《姜附临证经验谈》、李可著《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及邢斌著《危症难病倚附子》(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等等,可谓蔚为大观。足见当世“火神派”之火,“扶阳”理论影响之大。作为非常专业的中医“火神”专作,销量之大也令人振奋,似乎中医的春天就将来临。

       然而,“火神派”热潮在给对目前走入低迷状态的中医的继承、发展、重新认识带来巨大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一些人非理性的盲目狂热追捧“火神派”,将临床水平的高低、疗效的好坏与附子的用量直接划上等号,少则三、五十克附子信手拈来,多则四、五百克放手使用,更有甚者,有人认为“说附片有毒是胡言”,甚至把附子的用量作为判断医生医疗水平高低的“标准”,已经演变到以使用附片剂量大小“论英雄”的境地。这种长期、大量滥用附子的反常现象,严重偏离了"火神"鼻祖郑钦安学术思想原意,长此以往,将遗祸无穷。这种状况的出现非常令人担忧,如不加以纠正和引导,在诸多危重证患者得以挽救的同时,必会有大量“附片”冤魂产生,此话绝非耸人听闻!

       如何正确地把握“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客观地评论“火神派”学术的临床价值,也就是说,通过学习“火神派”的著作我们应该掌握什么?接受什么?这点对于中医初学者来说非常重要。

       我想把我学习“火神派”著作的一点心得体会,结合我在临床用附片的实践经验写下来和大家一起交流,希望能借此对广大医患理性看待“火神”现象,科学看待大剂量运用附子类温热中药有所帮助,也希望在交流中能和大家一起进步,一起更好地掌握温阳药物的使用技巧。可能我的一些观点有失偏颇,恳请大家指正批评。

“火神”热的冷思考(-)

   按一般的原则,对一学术流派的评论首先应该从源头说起,也就是说谈论“火神派”应当从郑钦安的主要学术观点入手,逐步向下探索,进一步分析其门人的发扬和拓展,这样会显得脉络清晰,也易于把握“火神派”的精神实质。

       然而,我想用另一种形式谈我读“火神派”书籍的一点体会,即从末端逐渐向上溯源的方法,把现代“火神派”的主要思想和郑钦安的一些学术观点进行对比分析,这样可能有助于大家正确看待现代热销的“火神派”著作的内涵是什么?背后倒底是什么?必须声明的是,我的有些观点可能和目前“火神派”追随者相去甚远,写此系列文章非为沽名钓誉,而是为了和大家交流,能更好地掌握姜、附、桂等温阳药的适应证和使用技巧,做到不盲目扩大使用温阳药、乱用温阳药之目的。

       “火神派”热潮的兴起,卢崇汉、刘力红可谓功不可没。卢氏的《扶阳讲记》借着《思考中医》给中医带来的学习热潮,销售得极为火爆,从2006年7月第一次印刷到2008年8月仅一年的时间,一共印了5次,总印数达31000册,在当今原创的中医专著的销售中实属罕见。然而,在一遍赞歌声中,开始出现“不和谐”的音调,一些中医有识之士,开始以冷静的思考去看待分析《扶阳讲记》真正的学术价值,客观地评价《扶阳讲记》给学习中医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所带来的争论。

       首先,我想和学习中医的朋友们谈谈我读《扶阳讲记》的感想,所有观点仅从学术上进行交流,其中可能出现大家不认同的东西,欢迎争鸣。

       一、卢氏诊疗统计数据的可信度

       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在《爱爱医》里有人写了这样一段话:

       “作为火神派的忠实粉丝,余不欲,不愿,也不忍公开此贴。然仔细推敲,觉此案当非空穴来风,当卢先生大言全年仅用42味药,治疗有效率达98%以上时,余就有些怀疑了……现在,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将它从中医名家网转载到此,望大家冷静分析,客观品评此事。”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推测,有人在开始怀疑卢崇汉教授所说的数据真实性了,也就是说有人在怀疑卢崇汉教授的做学问的诚信度了,怀疑他扶阳理论的临床基石了。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在《扶阳讲记》第2页,卢氏说他一年共诊治了2745人,20013人次,开出了20076张处方,在这20076张处方,用姜的有20016张处方,包括生姜、干姜、筠姜、煨姜、黑炮姜等占99.7%;用桂的,包括桂枝、官桂、肉桂等有19825张处方,占98.8%;而附平之类的药物包括天雄片、黄附片、黑顺片、熟附片、制川乌等占96.8%,一共有19423张处方。

       从上面数据,我们可以作一下推测,卢氏所看的疾病,至少有19000号人是桂、附、姜同用,也是是说在他所诊治的疾病中,按中医证治的常理的来分析,至少有95%以上的病人是阳气不足,而其它证型的病人则廖廖无几,由于每个医生临床接触的病人群不同,阴虚、阳虚所占比率会有所差异,但卢氏所诊阳虚比率如此之高,一般而言,确实是有点使人难以置信。对此,可能是读者感到疑惑的原因之一。而在该书第134页,刘力红教授说其跟随卢抄方一下午,几十个病人没有一张处方用了附片,其提出的理由是“确确实实发现现在的附子有问题”,而卢氏前面统计的数据又是何年的未作交待,有人怀疑其可信度也在情理之中了。但卢氏治病强调“病在阴者,扶阳抑阴;病在阳者,用阳化阴”,也就是说卢氏治病不仅阳虚用桂、附、姜,而且阴虚、火旺也这么用,这可能是其姜、附、桂使用频率高的原因。“病在阳者,用阳化阴”的合理性,我将在后面和大家进行交流和探讨,谈谈个人看法。

       卢氏统计数据令人生疑的第二点是,卢氏在其书中第4页说,他10余年前一个半天就要看40~50号病人,坐过门诊的人都知道,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想把全年一个人所有开出去的处方都完整的抄下保留几乎可能性很小,卢氏未能清楚的交待原始数据的收集方法,其数据的原始资料的可信度让人怀疑也就难免了。

       卢氏治疗的有效率在98%以上,统计了一年的处方“所涉及的病种共有83种”,而全年所用的药物只有42种。对其有效率姑且我们不妄加以讨论,而这种有效率肯定是“上上之工”,卢氏在其书的后面着重阐述扶阳的对临床疗效的重要性,可以将此看作是为后面讨论所作的垫笔。但83个病种,只用到42种药物,和卢在其书第4页说的一个跟他抄方的博士统计了他的700张处方,涉及47个病种,仅用了27味药物,根据中医“有是证用是药”的基本原则,涉及病种如此之多,而用药如此之少,确实是令人惊叹,也就不能怪网友置疑了。我在初读到《中医火神派探讨》开始怀疑是张存悌教授摘录错误,后来读到《扶阳讲记》才确定是卢氏原说。实话说,当时第一印象也是对卢氏用药之精少感到意外。

       当今中医学术界确实存在一些学风浮躁,急于名扬天下之人,也不泛沽名钓誉之辈,有人在网上和我交流说现在有些人出书是为了“发中医不兴这个国难财”。但卢氏为知名教授,火神派的嫡传弟子,从学术的严谨性上分析,应该说他的统计数据不会掺杂水份,如卢氏统计数据有问题,那么他在书中极力主张的“人的生命以火立极”学术观点就缺乏临床实践的基石了。况且卢崇汉教授所主张的很多扶阳理论已经很大程度上不同于郑钦安的原意,有了很大的发挥。这一点经过通读《扶阳讲记》我们不难明白,在下文我会谈谈卢、郑学术观点异同的比较之我见。

       关于卢氏统计的数据,我的看法是没必要妄加猜疑和纠缠,重要的是理解和把握卢氏合理的学术思想,取其精粹,用于临床,服务患者。

 二、卢氏的扶阳理论与郑钦安学术观点的比较

       香港大学中医学院寨王潮在网上发文“浅谈对火神派的认识”一文,文中说到“火神派”传人,“把郑氏此‘阴阳当分清论’,变成了‘有阳无阴论’,甚至有卢崇汉‘天下没有阴虚’以及李可‘从未见过一例纯阴虚患者’等等类似的言论在流传着。”认为现今的“‘火神’并非郑钦安原意’”、“随意演绎、以偏概全”、当今的火神已经错解了“阴阳”二字的内涵。

       寨王潮的论文比较全面的讨论了火神派的主要观点,并提出了个人的不同看法和见解,尽管与今“火神热”不相适宜,不合追捧“火神派”热潮的主流,但其说有理有据,实是一篇难得之佳作。

       赛的文章点名指出卢崇汉“天下没有阴虚”有违郑氏学术理念,其说是否能成立,有必要把《扶阳讲记》的扶阳观点和郑钦安的主要学术观点加以对比分析。

       1.郑钦安的“阴阳至理”浅说

       作为被称作“火神派”的鼻组郑钦安,著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已故中医名家何绍奇有一段十分中肯的评价:“追溯郑钦安的学术渊源,其理论实以《内经》为宗,其临床则‘用仲景之法’,宗《内经》则在‘洞明阴阳之理’,宗仲景则‘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因此他的真传就是:‘认证只分阴阳’,‘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阳证自有阳证治法,阴证则宜益火之源,或甘温扶阳,或破阴返阳,如此,则仲景之四逆、白通、理中诸方,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他的习用之方了。‘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这便是他的夫子自道”。又说郑的代表作《医法圆通》,“是为补偏救弊而设,他强调阴证,是因为人们往往忽视阴证的缘故。但综观全书,他之持论并不偏颇,这是其可贵之处,也是他区别于明清贵阳贱阴论医家的地方”。

       “火神鼻祖”郑钦安最为强调阴阳两纲,他主张临证应以阴阳为实据,明辨内外,判明阴阳,认为“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倡导学者务必在阴阳二气上求之。他在《医法园通?用药弊端说》:“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实据者何?阴、阳、虚实而已。”在《医法园通?胃病不食》中不仅强调胃病阴阳证辨证,还着重指出:“以上内外诸法俱备,学者务要仔细理会…至于变化园通,存乎其人,又安可执一说而谓尽括无遗”。郑钦安并不只是囿于温热药物的使用,其用药的思路遵循阴阳辨证的规律,这在郑氏《医理真传》一书中明朗可见。

       郑钦安对姜桂附等品的运用是从阳虚证的根本病机出发的,有明确的适应症,并非毫无原则的一味滥用。他在“辨认一切阳虚证法”中明确指出阳虚证的,辨证要素及立方治疗原则:“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瞑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

       郑氏强调辨病治病“工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认为“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认证只分阴阳”,以阴阳统分万病,他说““万病不出阴阳两字”,“凡遇一症,务将阴阳虚实辨清,用药方不错误”。在“辨认一切阳虚证法”后接着就写有“辨认一切阴虚证法”:“凡阴虚之人,阳气自然必盛(阳气二字,指火旺,郑说的阴虚病实包括阳热火盛证)……阴虚病,其人必面目唇口红色,精神不倦,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二便不利,口渴饮冷,舌苔干黄或黑黄,全无津液,芒刺满口,烦躁谵语,或潮热盗汗,干咳无痰,饮水不休,六脉长大有力,种种病形,皆是阴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益阴以破阳”

       对于阳虚之人,郑氏崇尚仲景之治法,他说“在上者,仲景用桂枝以扶心阳;在中者,仲景用建中、理中以扶脾阳;在下者,仲景用四逆、白通以救肾阳。”除善用桂、附治阳虚证外,郑氏同样亦精于阳热证辨治,在其《医理真传?阴虚证问答》中共设二十九症进行探讨,病机多为元阴不足、脏腑火旺,治法多为养阴清热降火、峻补真阴,方药多用导赤散、人参白虎汤、小柴胡汤、大承气汤、葛根芩连汤、六味地黄丸、大黄黄连泻心汤等泻火清热养阴之剂。可见“火神鼻祖”治病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姜附”之间。在《医法圆通》中,郑氏一句‘阴虚一切病症忌温补也……若扶其阳,则则阳愈旺而阴愈消,每每酿出亢龙有悔之候,不可不知’。在《医理真传?卷三》中说“大承气汤乃起死回生之方,也泻火救阴之方也……仲景立法,就是这元阴元阳上探盛衰,阳盛极者阴必亡脉阴不可不急,故药之分两(指大承气汤),不得不重……阴盛极者阳必亡,回阳不可不急,故四逆汤之分两亦不不得不重。二方皆有起死回生之功,仲景一生学问,阴阳攸分,即在此二方见之”,已经完全告诉了我们,他绝非重附、桂而不用寒凉。这与目前“火神”一味强调桂附治法有霄壤之别。

       可见郑氏强调阳气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针对当时医家喜寒凉、恶辛热,“病家甘死于参、芪、归、地之流,怕亡于姜、附、硝、黄之辈” 之世之通病的境况,所作的救偏补弊之举。其立论不偏,用方阴阳指征明确,虽强调桂附温阳药物的起死回功之效,但并不否认寒凉攻下之品的力挽狂澜之功,只要通读过郑氏著作的读者当无异议。

       “一病有一病之阴阳”,“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突出阴阳作为辨证总纲的地位和作用,是郑氏临床辨证的最基本的学术思想,以阴阳为纲统分万病这一观点,他称之为“阴阳至理”。他说“学者苟能于阴阳上探求至理,便可入仲景之门也。”这一学术思想通篇都贯穿在他的著作中。

       要真正做到对郑氏的学术思想全面了解就必须阅读其原著,只有这样才能理弄清“火神派”鼻祖真正的学术思想,避免盲目追随现代“火神派”,错误把姜、附、桂当作万病之良药。

       我们再来看看郑氏的再传弟子卢崇汉教授《扶阳讲记》中的主要学术观点,很容易发现卢的扶阳理念和郑氏学说有着极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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